在剩下一个多月时间里，城市商业银行的生存游戏将决定谁将继续前行，谁将成为历史

　　“现在（重组）进行得不是很乐观。”珠海市商业银行一位高管在电话中告诉记者。这家曾遭到监管当局警告的城商行，面对将于年底到来的“大限”仍一筹莫展。

　　根据中国加入WTO协议，到今年12月11日，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开放。经过了长达五年的准备期后，中国银行业迎来“答辩”时刻。在参加“答辩”的金融机构中，122家城商行数目虽众，却声音微弱。当大中型银行都陆续卸掉包袱、轻装上阵的时候，不少城商行却面临着严重挑战。

　　“他们是中国银行业目前的软肋之一。”一位中国银监会中层官员说。

　　“第六类行”困境

　　珠海市商业银行成立于1996年12月，根据《2005－2006年度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》，截至2005年9月，其不良贷款率高达53％，属于122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“第六类行”（参见图表：城商行六级分类）。

　　在今年底消灭“第六类行”，是银监会业已宣示的政策目标。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上，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，将继续推进城商行风险处置工作，对于实施政策支持仍无法达标的银行将考虑实施关闭。

　　《财经》在珠海采访获知：为了避免被关闭的命运，珠海市商业银行今年上半年就开始与多方谈判。国家开发银行一度准备曲折注资入主，但这一计划在财政部的反对下终告夭折。

　　此后，珠海市商业银行和当地政府曾表示，“不管是什么方式”，无论是收购兼并还是增资扩股，只要能让基本状况好转，都可以谈。但至今尚无一个投资者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。

　　“想办法归想办法，但没有切实推动这个事情的方案。”一位珠商行高管告诉记者。

　　有意向者并不是没有，“其实不少人都想收购它。”一位知情人士介绍，关键性的障碍，是巨额不良资产的化解方案阙如。

　　为了解决珠海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，珠海市政府曾有预案，向省政府借钱，按一定比例置换不良资产。但国家开发银行退出后，这一预案就此搁置，目前该行还在等待新的合作可能。

　　对于珠海市商业银行来说，如果不能达到银监会的要求，前景不容乐观。此前已有类似案例，汕头市商业银行于2002年停业整顿，佛山市商业银行因亏损累累于2003年被兴业银行收编。

　　在距离“年关”不到两个月的时候，珠海市商业银行的重组工作仍旧没有眉目。“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资本介入，只要能让银行存活下来。”前述高管的语气里，满是银行求生的欲望。

　　自救之道

　　城市商业银行源自城市信用社。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城市信用社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，截至1994年总数达到5200多家。

　　90年代以后，城市信用社体制上的问题开始显现，当局的应对之策是在“清理整顿、联合重组”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。

　　包括这种合并等在内的多种措施暂时化解了金融风险，但在2003年8月举行的全国城商行工作会议上，“如何化解潜在的风险”又成为主要议题。当时提出了沿用到现在的基本构架：一是资本重组和增资扩股；二是不良贷款的剥离；三是联合重组。

　　根据银监会的统计，截至目前，共有“五类行”四家，“六类行”三家；此外还有“四类行”32家；三者累计占全国城商行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。

　　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主任楼文龙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10月底，五六类城商行及当地政府都陆续到银监会商讨重组方案。因为其过高的风险和负担等因素，这两类银行的重组遇到困难。“对于五六类行，今年可以解决一半，但是计划落实真正启动要等到明年。”楼文龙告诉记者，“预计六类行可以在明年上半年基本完成重组。”

　　但据《财经》调查获知，实际上，珠海市城商行的重组难题同样出现其他城商行身上。比如，在岳阳市商业银行的重组中，现有三家大股东之间相互钳制，既不愿让任何一家“一股独大”，又因银行资产质量较差而不愿意增资扩股；当地政府则没有财力及土地资源，难以实施注资。

　　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衡阳市商业银行、太原市商业银行等；只有秦皇岛商业银行，因当地政府愿意注入一部分有价值的土地资源，重组前景较为有望。

　　地处偏远地区的城商行改造困难尤其大。据《财经》了解，重庆万州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一度吸引了不少投资者，但当得知不能将未来的银行总部搬迁到重庆市区、也无望将银行重组为“三峡发展银行”后，投资者纷纷知难而退。最新的消息是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有意进入谈判。

　　按照分类处置的原则，消灭最差的银行是题中应有之意。但是在实际的处置中，事情并不如想像般容易。

　　“最重要的是缺乏退出机制。”一位业内专家认为，在金融机构破产机制并未建立的情况下，退出意味着进退维谷——就像2002年停业整顿的汕头市商业银行，既没有真正退出市场，也无法继续拓展业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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